在欧洲大陆封建时代，口供被视为“证据之王”，即只要有口供，即可对被告人定罪。这主要是因为，当时的法定证据制度规定口供为一个完全的证明，而其他证人的证言仅为半个证明。为了获得完全的证明，法律规定在有半个证明的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进行刑讯。刑讯逼供即由此产生。我国古代，法律通常规定“断罪必取输服供词”，其含义本来是说，审判官员在收集到足够证据时，还必须说服被告人认罪；但人与人是如此地不同，有些人在证据面前立刻低头认罪，有些人则抵死不认。在后一种情况下，以拷打的方式让其认罪，乃是不得已的选择。因此，本来是定罪在先，认罪在后；可惜发展到后来，成为了认罪在先，认罪成为定罪的证据，也成了定罪的条件，真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。

　　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第46条规定：“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。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；没有被告人供述，证据充分确实的，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”这一规定乃是对“断罪必取输服供词”这一传统的直接否定，体现着文明和进步的精神。有论者以“口供也是证据的一种”为由，批评该规定的不合逻辑性，窃以为，该规定首要的目的在于弱化口供这种证据的证明力，倘若整个《刑事诉讼法》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一原则，是可以有效地阻遏刑讯逼供这一痼疾的发生的。

　　该规定亦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。即对于口供这种证据，必须有相关的证据来支持其可靠性，否则单独以口供这种证据不得对被告人定罪。因此，这一规定又被理解为确立了证据法上的“补强证据规则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