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在英美法系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均被作为证人来对待，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，与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并无二致，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大小也与证人证言一样，均由事实的裁断者自由判断。至于在立法上，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，法律上对证据种类并未明确规定，只有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对证明方式进行了规定，从其规定来看，其内容确实是对“证明方式”的规范，而非证据种类的规范。另外，在当今电子证据日益得到广泛采用的环境下，立法上对证据种类加以规定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某些证据进入诉讼领域之严重障碍。因此在立法上规定证据种类有无必要殊值探讨。 我国则不仅在立法上专门规定证据种类，而且将被害人陈述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单独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，虽然显示出上述三类人员之不同身份，但其意义仍然十分可疑。众多学者为此分类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，是被害人与证人有根本的区别。笔者不否认这种区别，但是认为这种区别在证据法上意义不大。因此建议不作此区分。同时，被害人作证时，也必须具备证人必须具备的条件：知道案件情况（实践中被害人不知道案件情况的虽然十分罕见，但亦非绝无可能）；能够辨别是非，能够正确表达。另外，如果实行证人宣誓作证制度，要求被害人在作证前宣誓亦属合理设置。 |
相关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