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，再去纠缠或质疑结论是否公允，进而集体性地沉浸在对所谓“司法不公”的悲情色彩中，已经没太大必要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：从“猥亵门”事件一开始，与其说人们矛头的焦点是猥亵行为本身，倒不如说是对林嘉祥酒后狂言的极度愤懑。因为，猥亵只是个人行径，大可视作地痞、流氓唾弃之，这等下作之徒人们并不少见；但是，林嘉祥的叫嚣，飞扬着公权的肆虐，却远非个人事情了——在某种程度上，他的惊世狂言，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广大公众的集体“猥亵”。道义尚存，启能容他肆意践踏！

　　“我就是干了，怎么样？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！”“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，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。”“敢跟我斗，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！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”……林嘉祥版的“狂言”，已经迅速蹿红网络。其实类似的语录，我们并不陌生：某些达官贵人干了坏事后，不但寡廉鲜耻，还趾高起昂、自鸣得意地报名号。这样的官场怪象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自然会激起公伐。在目前权力事实上还缺少有效制约的情况下，民众多少都曾见识过“林大人”式的骄横，如此，许多人的骨髓里都压抑着对“林大人”的不满和愤恨，只是在等待一个适时爆发的机会。如果林嘉祥不口出狂言，这件事情或许掀不起多大的波澜，但“不幸”的是他说了，他戳中了大部分民众的痛楚，成为了众矢之的。

　　当然，林嘉祥可以把责任推到酒精身上，说是“酒后言行失控”。但酒后“狂言”亦是“真言”啊！林嘉祥自诩为“高官”，言语中充满“霸气”——确切点，应该说是流氓的“痞气”和黑社会的“匪气”。值得追问的是，假如每个人都能从林嘉祥的狂言中感到威胁，并酝酿出一致的怒火，那问题严重在哪里？退一步说，就算这是一起偶发事件，却也是一次民意的爆发和宣泄，折射出民众的普遍苦闷。

　　近来，官员酒后“狂言”甚至动手打人的事件频频进入公众视线：今年9月19日，四川省剑阁县人事局局长曹正直酒后付账时，因嫌酒太贵，口角中打了卖酒老人两耳光；今年6月8日，深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副科长郭仲平酒后驾车撞倒一女子，不但不道歉，还诬蔑受害者是敲诈，并扬言要找“黑社会”；去年4月27日，福建省漳州市安监局副局长严建国饮酒过量后，侮辱殴打一女子，致其受伤住院；再往前有长沙望城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被交警制止，竟当着围观的上百名群众口出狂言：“我是县委书记，是一把手，老子不怕！”……这些人事后大多拿酒来为自己开脱，但酒是自己跑到肚子里去的吗？喝了酒就必然会有狂妄言行？真要醉了，还能不忘头上官衔几品，还能叫嚣出一套强盗逻辑？恐怕，醉翁之过不在酒，而在权力啊！

　　表面上看，这些官员的狂言和动手打人只是一时失态，但实际上酒后吐的真言正是他们现实中的真实反映。他们在平时生活工作中自恃权力、高高在上，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在心里，遇事拿钱摆平或以权压人，这种不可一世的习性，显然是日积月累的恶果。一个飞扬跋扈的权力者就是被一种制度性缺失惯坏的。林嘉祥身为党组书记，他竟对受害女童的家长说：“从山东到海南，再到深圳，我是怎么走出来的！”这里，真要问一个大大的“？”了——我们的干部选拔、任用和监管，怎么就如此走样了？我们的官场到底处于怎样的真实生态呢？这才是“猥亵门”事件的题中深意，应该在更高、更广大意义上引起关注。（刘功润 原题：《“猥亵门”事件的意义何在?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