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来，不断被曝光的官员别墅群，着实让人见识了当今所谓集体腐败的严重程度。先是7月河南信阳曝出“史上最牛”的处级官员别墅群；未久，信阳又惊现比“最牛”更牛的副厅级官员“别墅群”；继之，江西省景德镇市也曝出民政局官员别墅群；最近，媒体又披露出陕南山区的贫困县商南县城郊任家沟村惊现20套别墅，这些别墅的主人竟是省、县各级单位领导。此起彼伏的官员别墅群，已经成为官员进行集体腐败的温床。

　　在普通百姓为购一房而近乎“倾家荡产”的情境下，上述并非“个例”的官员别墅群无疑提醒我们：除了以往发现的“小金库”，集体腐败已经发展为一种更为广泛且多样化的权力腐败形式。也正是因为对这种腐败现象的追究不力，才催生了前不久将惩治集体腐败写入刑法的提议。正所谓“法应时而生”，对“与时俱进”的腐败形式当然亦须“与时俱进”的法律来惩处。

　　在国人的传统思维里，向来有“法不责众”的观念，哪怕是违法犯罪的事情，干的人多了，似乎就可以免责。这种错误的罪责观念，在日益严密的反腐败机制下，使得不少权力行使者为了摆脱个人贪腐的巨大风险，而致力寻求整个集体的“画皮”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“将集体拖下水”的做法，极容易以“利益均沾”的形式获取集体成员的赞许和拥护，长期以往不仅结成某种“共犯结构”，以精诚团结的“一致对外”瓦解反腐败的各种防线；而且助长了整个公权力系统腐败的变相公开化和集团化，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程度尤甚。

　　既然属于典型的公权违法行为，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，那么对此种现象采取刑法打击就具备立法的正当性基础，将其定罪入刑当属天经地义的事。但是，作为一种长远的治理手段，刑事立法的健全并非像政策制定那样简单容易，它更考验着立法的理性与否。就拿集体腐败来说，它既非一个已有共识的法律概念，能够为立法者所准确地界定和描述；又非我国刑法典所完全空缺的领地，分则中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或多或少有所涉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单纯呼吁“集体腐败入罪”即便迎合了民众的诉求，但在立法路径上却面临着诸多难题和困境。

　　那么，在困境面前是不是立法就无所作为了呢？也不尽然。至少在路径的设计上，笔者以为大有“柳暗花明”的地方。诚如一些学者所言，目前就集体腐败单独立法条件还不成熟，将一个内涵与外延并不明确的概念贸然纳入刑法也非明智之举，那么在促使相关条件和认识日渐明晰的同时，我们不妨利用现有的“单位犯罪”的立法条款，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集体腐败现象吸纳进去，或不失为一种“以技艺突破困局”的次优路径选择。

　　其实，我国现行刑法中对集体腐败已有所防范，总则中关于单位犯罪范围和惩罚规则的规定，当然适用于集体腐败犯罪；分则中规定的127个单位犯罪中，有不少都可视为集体腐败的表现形式，例如“（集体）私分国有资产”、“单位贿赂”等。现在的问题在于，如何将这些现有条款进行科学的整合和扩充，尤其是需要严格罗列出刑法中尚未规制、而现实中普遍存在且行为特征确定无误的集体腐败现象，通过“单位犯罪”的形式补入刑法。这样不仅免去了法律上集体腐败的界定难题，而且有利于整个刑法典的统一规范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还可以根据集体腐败的治理难点，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应单位犯罪的“双罚制”。目前，惩治集体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追究不力，处理总是“高高举起、轻轻放下”。而“双罚制”中对单位领导追究刑责尚可制止一把手的带头腐败，但对单位并处罚金的方式对公权力机关而言无异于“罚国家自己的钱”。可以考虑扩大集体腐败案件中刑罚追究的对象范围，尤其是对参与决策者需要进行个人化刑罚追究，对其他参与主体则可采取“罚金”的方式惩治。

　　当然，从国家治理腐败的长远路径分析，刑事立法的防范终归是表层的，根本上仍需夯实民主的制度基石。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，而在于它为遏制贪腐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，而一切良好的政治安排和制度设计都离不开这个基础。所以，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把权力的监管机制激活，最终建设一个能将公权“关进笼子里”的民主化的公民社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