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市工商、公安部门不久前联手破获一起传销大案，令人震惊的是，传销头目之一竟是放弃本硕连读也要“搞事业”的高校学生，而834名受害者中，几乎清一色是在校大学生，涉及33所高校。

　　从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案到扬州摩根卡地尔公司传销案，从无锡电子黄金案到青岛金华海传销案……近年来，各地非法传销大案频发，动辄金额上亿元，数万人受害。人们不禁要问：非法传销为何屡打不绝？“传销毒瘤”何时才能根除？

　　南京一起传销大案800多名大学生身陷传销泥沼

　　今年2月，南京警方接到举报，称南京多所高校学生涉嫌参与非法传销活动。警方调查发现，2006年至2008年，台湾人王某与南京某高校即将保研的高材生梁某成立商贸公司和“大学生创业联合会”，吸收在校大学生成为“会员”。

　　这个非法组织的传销手法有3种：一是称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，采取学生拉拢学生的手法发展下线，向每人收取150元至1000元不等的“入门费”；二是让学生购买公司优惠卡取得参加公司活动和销售产品的资格；三是以招募商品和项目合作者为名，收取“权利金”。调查发现，这个公司共收取“入门费”51万余元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公司设立了顾问、总经理、财务经理等多个职位，从大学生中物色了十多个能力出众的骨干担任要职。王某、梁某等还利用学校寒、暑假，聚集在校大学生集中进行所谓的创业培训，实施精神控制。

　　据介绍，为了尽快走上“成功之道”，被骗大学生通过种种骇人听闻的培训方式“磨炼”自己，裸露身体、棍棒打击、扎图钉、刀割身体……一些参训的大学生甚至认为“经过培训，能力提高了”。十多名大学生由于沉迷其中，还先后办理了退学、休学手续。

　　办案的南京市经侦支队民警介绍：“这起案件涉及大学生范围之广、人数之多近年来罕见。大学生表现出来的盲目冲动和无知令人震惊，一些学生直到被解救时尚不知道从事的是传销活动。”

　　传销头目梁某案发前是南京某大学金属材料系三年级学生，本已获得本硕连读的机会，只为“发展事业”，先后伙同王某以“大学生创业联合会”、“商贸有限公司”等名目，向以发展下线为主要工作任务的“会员”收取数额不等的“入门费”，从中获得巨额利润。这位昔日的河北某市高考理科状元面对学校领导的耐心劝说，甚至用退学来表示自己“专注于事业的决心”。

　　南京警方调查表明，参与这起传销案的很多是家庭贫困的大学生。

　　向大学生等高文化素质人群扩展采取精神、人身、财物三类控制手段

　　记者调查发现，近年来，随着“打传”斗争的不断深入，传销犯罪正呈现新特点，当前“拉人头”式传销正成为主流，传销组织者往往采取精神、人身、财物三类控制的手段，欺骗性更强、手段更加恶劣。

　　———由“传商品”向“传人头”转变。传销组织者打着做生意、就业、创业等旗号，以“高额利润、快速致富”为诱饵，再利用一些公益活动装点门面，误导群众认为这些公司是合法公司，诱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参与传销。

　　———由城市向农村蔓延。

　　———由文化层次不高的群体向大学生等高文化素质人群扩展。

　　———利用互联网传销的案件呈显著上升态势。网络传销组织往往冒用“电子商务、投资基金”等新概念，“会员”入会、返款均在网上操作，上下线之间单线联系。通过网络短期内即可聚集成千上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参与，蔓延速度极快。由于传销网站的服务器大多在境外，给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带来极大困难。

　　———钻法律空子，以合法外衣为掩护。传销组织者有的利用会员卡、消费储值、远程教育等幌子；有的以“理财”为名利用货币、基金、股权、股票、期货等虚拟产品进行网络传销。

　　“经济邪教”屡打不散“打传”刑事法律“不够用、不够狠”

　　打击传销已有十年，然而，传销组织为什么屡打不散，老百姓为什么还是屡屡上当？

　　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往往采用“轰麻雀”式的打击方式，以致屡打不绝、久打不散。尤其基层对于反传销的宣传教育针对性不强，在传销组织的“洗脑术”面前，我们的“反洗脑”工作显得苍白无力。

　　扬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和平说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现在与传销分子是在打一场“思想阵地争夺战”，对于他们的“洗脑术”，我们显然还没有找到一套切实有效的“反洗脑术”来应对。

　　基层民警和法律专家认为，当前，法律规范缺失，“打传”方面的刑事法律“不够用、不够狠”，也是传销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“法律不够用”。当前，国家对打击传销犯罪尚未出台专门法律。对传销犯罪通常以“非法经营罪”进行认定，但近年来，各地公、检、法机关对单纯“传人头”的传销是否定性为非法经营常常看法不同，导致批捕难、起诉难。

　　此外，由于传销动辄成千上万人，单线联系，资金传递无凭证，取证十分困难。各地司法机关对证据的认识也不统一，比如同样是以养蚂蚁为名进行传销犯罪活动，辽宁营口法院认定为集资诈骗罪，江西萍乡法院认定为合同诈骗罪，而山东临沂法院则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。

　　“法律不够狠”。从江苏、山东两省已判决的一些案例来看，传销骨干分子多是被判处一两年有期徒刑，有些甚至判缓刑，导致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与其所受的处罚反差太大。

　　据山东淄博公安机关介绍，号称“中国传销组织创始人”的杨某发展下线近万人，获利3000万元，仅被法院判刑三年，缓刑五年。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近年来相继破获的多起涉案金额过亿元、涉及人员过万人的特大传销案，主犯刑期大多也在三年以下。

　　南京公安经侦支队副支队长范志愚认为，目前，与其犯罪所得相比，太轻的处罚使犯罪成本太低，这也是诱使大量传销犯罪滋生以及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，必须对传销骨干分子进行严打、狠打，形成威慑效应。

　　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朱民治指出，由于传销活动中有绝大部分参与者既是骗人者又是受骗者，而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的真实目的在于非法占有，因此，要分类处理，区别对待。建议将组织、策划、领导传销组织的行为，规定单独的组织传销罪，并将非法经营额、非法所得数额、危害后果等多方面，作为定罪量刑依据。

　　由于“打传”容易形成挤压效应而出现东打西逃现象，专家建议，必须树立全国“一盘棋”思想，统筹协调指挥打击。建立传销人员数据库，实现全国公安打击传销方面的信息共享，提高打击效率。